毛主席说他“勇敢、果断、有战略，能抓住战机打漂亮仗。”刘伯承也对他赞不绝口，称他是“智勇双全的猛将”。

可就是这样的一位将军，却成了抗美援朝中“最悲情”的兵团司令，刘伯承更是为他深感痛心。这位将军就是王近山。

1915年10月，王近山出生在湖北黄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8岁放牛，13岁给地主当长工，15岁就背着一把柴刀参加了红军。

在红军队伍里，王近山打仗以勇猛著称，第一次冲锋就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碉堡，从此“王疯子”的外号传遍全军。

在一次肉搏战中，他死死抱住一个国民党兵滚下悬崖，头部被尖石磕破，鲜血糊住了眼睛，却依然不肯松手，最终击毙敌人，头上的伤疤成了他永久的勋章。

土地革命时期，王近山跟着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“围剿”、川陕苏区反“围攻”和长征，从排长一路做到师长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担任八路军129师772团副团长，在七亘村设伏，两天内两次伏击日军，歼灭400余人，自身伤亡仅10人，缴获的战利品搬了一整天。1943年，他在韩略村伏击日军“战地观战团”，击毙一名少将旅团长和6名大佐联队长，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王近山更是大放异彩。1946年，他率领6纵在大杨湖之战中，立下“全纵打光也在所不惜” 的军令状，最终歼灭国民党精锐整3师，气得蒋介石撤了刘峙的职。

1948年襄樊战役，他大胆采用“撇山攻城、猛虎掏心”战术，两天内歼灭国民党守军2万余人，俘虏中将司令官康泽，被刘伯承誉为“把仗打成了艺术”。

1951年4月，王近山率领志愿军第3兵团跨过鸭绿江，下辖12军、15军、60军三支劲旅。此时的他，心里憋着一股劲，其他兵团司令都是正职，只有他是“代司令员”，这个“代”字像一根刺，让他急于打一场漂亮仗证明自己。

可他没想到，朝鲜战场的对手，早就已经不是国内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了。

5月份，第5次战役打响，这是王近山的首战。初期，第3兵团打得顺风顺水，12军突破韩军防线，15军攻占加平地区，60军配合作战，把敌军逼退到汉江南岸。

可就在关键时刻，12军被调到东线加强攻势，第3兵团的战斗力瞬间大打折扣。负责垫后的180师，因为15军撤退过快和63军收缩防线，突然暴露在美军第7师、第24师和韩军第6师的三面包围中。

180师入朝的时候本来就战力薄弱，核心原因还是在于部队被拆分了，179师、181师被分别调拨给了12军和15军，只剩它独自承担殿后任务。5月24日晚上，这支孤军就被美军三面包围了。

此前的5月16日左右，北汉江渡口已被敌军炮火封锁，600多名战士强行渡河时，不少人中弹牺牲或被江水冲走。更致命的是，师部电台被敌人炮弹炸毁，与军部彻底失联。等王近山得知消息，急派179师、181师救援时，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。

救援部队在鸡冠山激战两天，伤亡1200余人，终究没能和180师会合。不过这支部队并未全军覆没，师长郑其贵后来带领约1000名战士成功突围，只是全师入朝时的1.1万人，最终损失达7600余人，成为志愿军战史上令人痛惜的一次损失。

这场失利，成了王近山心里永远的痛。他在检讨中写道：

“此次作战，未能有效协调部队，导致 180 师遭受重大损失，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”

急于雪耻的王近山，在1952年秋的白马山战役中，再次遭遇挫折。

他派出王牌38军对阵韩军第9师，可没想到，38军114师340团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谷中蛟叛变，泄露了我军的作战计划。明知情报泄露，胜算不大，可王近山还是坚持要打。

这场仗打了9天9夜，阵地反复易手24次，38军付出了6700余人的伤亡代价，最终不得不撤军，成为38军历史上的“遗憾之战”。

此后，王近山就不再担任一线指挥了，转而负责协调保障工作。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，15军伤亡惨重，王近山奉命将12军调给秦基伟指挥，自己则负责增援和后勤保障。

虽然上甘岭战役最终以志愿军胜利告终，但这场胜利的功劳，更多记在了秦基伟和12军副军长李德生头上，王近山成了幕后英雄。

1954年，王近山在南京军事学院见到刘伯承，这位昔日的恩师拿出当年送他的《战争论》，扉页上“灵活为战争之魂”的题字已经被汗水浸模糊了。刘伯承拍着他的肩膀说：

“不是你不会打，是对手变了。”

王近山这才彻底明白，国内战场的 “猛打猛冲”，在美军的钢铁洪流面前根本行不通。美军一个师就有200辆坦克、900门火炮，火力密度是国军精锐的好几十倍，这种现代化战争，比的是火力协同、指挥精准和后勤保障，光靠勇气和拼劲已经不够了。

1955年授衔的时候，和王近山同期的兵团司令邓华、杨得志和韩先楚等人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，王近山却只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
面对这样的落差，他也没有任何抱怨，只是把更多时间花在了研究军事地图上。

后来调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，路过军事博物馆时，他在抗美援朝展厅停了很久，看着沙盘上180师被敌军包围的标记，伸手想把那面小蓝旗拨正，却被工作人员拦住：“首长，这是历史陈列。”他僵在那里半天，最终默默转身离开。

晚年的王近山有个“怪习惯”，每年5月21日都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面，桌子上就摊着铁原地区的地图，红笔在180师的位置反复画圈，纸都被戳破了。

他常常对着地图跟儿子说：“当年要是多等两天再撤391高地，180师就能活下来。”可说完又摇摇头：“也不一定，敌人的坦克太快了。”

这位一生骁勇的战将，直到晚年都没能完全释怀那场失利。

如果说王近山的遗憾是“猛虎遇群狼”的无奈与挣扎，那么宋时轮的朝鲜之行，就是充满了恶劣自然环境和补给困境的考验。

1950年10月，第九兵团的15万大军正在这儿加紧操练。20军、26军、27军都是三野的硬骨头部队，原本憋着劲要解放台湾，战士们大多是江南长大的，从没见过零下几十度的严寒，可一封紧急命令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征程。

中央军委深夜急调，宋时轮连夜进京领命，毛主席当面嘱咐：“长津湖必须守住，美陆战 1 师绝不能让它过关。”

当时美军都打到清川江了，西线部队侧翼危险，第九兵团只能立刻北上。火车到沈阳时，东北军区的李聚奎一看战士们还穿着华东的薄棉袄，急得团团转，想让他们稍微等几天，等有了厚棉袄才去。

可宋时轮心里清楚战事不等人，咬着牙让部队继续出发，最后只分到些日军留下的旧棉衣，根本不够用。

11月7号夜里，15万人悄悄跨过鸭绿江，白天躲着美军侦察机，晚上在山里摸黑赶路。美军飞机天天来炸，运输车没剩几辆，重炮只能扔在路边，战士们饿着肚子，有的还扔了棉大衣轻装急行，每天走30多公里。

很快，他们就在长津湖悄悄集结完毕，连美军侦察机都没发现，这事儿后来被西方军史学家称作战争奇迹。可奇迹背后，不少战士已经冻得脚肿得穿不上鞋，只能裹着破布往前走。

11月27号夜里，大雪纷飞，气温降到零下好几十度，总攻打响了。战士们顶着美军的飞机坦克冲锋，27军在新兴里全歼美31团，缴获的团旗现在还在军事博物馆。

可代价太惨重了，20军两个连的战士冻成了保持战斗姿势的“冰雕连”，27军连长杨根思抱着炸药包和敌人同归于尽。宋时轮接到战报，手指都在打颤，赶紧向中央汇报冻伤减员的惨状，毛主席深夜收到电报，独自向东方脱帽致敬。

美军后来往兴南港突围，炸断水门桥又用飞机空投组件修好。12月24号，美军坐着193艘船撤走了，还带走了十万多士兵和大量物资。第九兵团打得伤亡惨重，20军两个师只剩200人能战斗，只有89师靠着额外领到的棉衣和缴获的军毯，追到了兴南港却被美军舰炮拦住。

1952年第九兵团回国，宋时轮在鸭绿江边下车，对着长津湖的方向深深鞠躬，泪流满面。晚年的他总对着战士过桥的照片发呆，1991年病重时，还在念叨长津湖、新兴里这些地名。

王近山与宋时轮，两位战将的朝鲜之行，都充满了铁血与遗憾，但他们麾下的志愿军战士，都用生命诠释了“保家卫国”的誓言。他们永远值得我们铭记！